祠堂研究
陆贾:被历史尘封的和平使者 ——从陆贾的哲学人生探讨“和”文化
2026-05-12 23:56:59
□陆上堂
一、绪论
陆贾(约前240年—前170年),西汉初年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外交家,楚地人,早年以“客”的身份追随汉高祖刘邦,凭借超群的辩才常衔命出使诸侯列国,跻身汉初权力中枢,参与诸多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决策。刘邦与汉文帝时期,他两度出使南越,以雄辩之术说服南越王赵佗放弃割据、臣服汉朝,为汉初南方边境的安定、国家统一大局的奠定立下不朽功绩;吕后专权之际,他审时度势,撮合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达成“将相和”,合力诛灭诸吕,挽救刘氏政权于危亡。其传世著作《新语》《楚汉春秋》,尤其是《新语》,系统阐述了其治国理政思想,成为汉初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。
陆贾一生历经秦末战乱、楚汉争霸、汉初建制、诸吕之乱等复杂多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,身处国家权力核心,既要运筹帷幄应对朝堂纷争,又要出使四方维系邦交稳定,其个人的智慧、胆略与处世哲学,不仅支撑他在波谲云诡的政坛全身而退,更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的治国方向与文化走向。
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,无数英雄豪杰、志士仁人为民族崛起、国家强盛倾尽心力,或凭铁血忠诚驰骋疆场,或靠非凡智慧辅佐社稷,如繁星点缀历史星河,为后人景仰。然而,岁月流转,许多曾经影响时代的人物,或被尘封于史料,或被后世淡忘,陆贾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位在汉初曾起到“定海神针”作用的关键人物,其功绩与思想虽不如张良、陈平那般广为人知,但其《新语》流传至今,在岭南地区仍被世人追念传诵,其倡导的“和”文化,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。
毫无疑问,陆贾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历史人物,在国家治理、大国外交、政治谋略等方面均有过人之处。但深入研究陆贾,绝不能停留在表层的功绩罗列与能力夸赞。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成就,都是时代背景、文化渊源、人际关系与个人素养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,这就要求研究者从多维度、多层次展开探究。
本文结合史料记载,从陆贾所处的时代背景、文化渊源、人际关系、个人经历等方面,剖析其学术思想、政治理论与治国方略,探寻其一生行事背后的哲思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,并尝试萃取其思想体系的核心——“和”文化,以期让这位被历史尘封的和平使者重新走进公众视野。
本文关键词:陆贾、汉代名人、治国理政、和文化
二、认识陆贾
在岭南地区,南越王赵佗可谓家喻户晓,他带领岭南人民摆脱荒蛮,开启了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,深刻改变了岭南的历史命运。但提及陆贾,知晓者却寥寥无几。事实上,在秦汉之际,陆贾与赵佗相辅相成、彼此成就,共同书写了一段维护国家统一、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佳话:陆贾作为西汉朝廷的使者,两度出使南越,凭借出色的外交才能说服赵佗臣服汉室,既维护了国家统一,又以《诗》《书》为载体,将中原的儒学文化、先进的治理理念与生产技术传入岭南,开化当地荒蛮风气;赵佗则在陆贾的劝导下,放弃割据称帝的念头,结束南越粗放的治理状态,主动融入中原文明体系,推动岭南地区的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。
作为汉初政坛极具影响力的杰出人物,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《汉书·陆贾传》等正史均对陆贾有明确记载,但正史侧重记录重大历史事件,并未像专门传记那样详尽描摹其生平细节。结合现有史料,可从人物身份、核心事迹、历史影响三方面,对陆贾其人其事进行系统梳理。
(一)历史人物:汉初重要谋士,汉室建制元勋
陆贾为汉初楚国人,是西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理论家和外交家,因辩才出众,时称“有口辩士”。他以“客”的身份追随刘邦平定天下,常伴刘邦左右,多次奉命出使诸侯列国,是刘邦麾下重要的智囊之一,与张良、陈平、郦食其并称为“汉初四大谋士”。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,陆贾被与萧何、韩信、叔孙通、张苍等并列,视为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,但终其一生,其官职止于“太中大夫”,未获封侯拜爵,这与其卓越功绩形成鲜明对比。
(二)历史事件:一生践行“和”道,功在社稷
陆贾的一生,始终以维护国家统一、促进社会安定为己任,其核心事迹可概括为五件,均与“和”文化紧密相关:
1. 初次出使南越,以舌辩靖边。西汉政权初立(高祖十一年,前196年),南方南越地区被秦末降将赵佗控制,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,割据一方。刘邦考虑到连年战乱后百姓苦不堪言,不愿再起战事,便委派陆贾出使南越,携带印绶说服赵佗归汉。陆贾抵达南越后,直面赵佗的傲慢,以天下大势、民族大义与利弊得失为切入点,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,最终说服赵佗放弃割据,接受汉朝册封,使南越成为汉朝的藩属国,实现了南方边境的和平统一,被誉为“以三寸之舌靖百万雄师”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:“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,令称臣奉汉约。归报,高祖大悦,拜贾为太中大夫”。)
2. 力劝刘邦弃武修文,确立治国理念。刘邦出身市井,不喜儒学,甚至对儒生极为鄙薄,曾当众摘下儒生的帽子撒尿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:“沛公不好儒,诸客冠儒冠来者,沛公辄解其冠,溲溺其中”)。陆贾却不顾刘邦的反感,常在其面前称引《诗》《书》,劝说刘邦改变“马上得天下,马上治天下”的观念。面对刘邦“公居马上而得之,安事《诗》《书》乎”的怒骂,陆贾直言反驳:“能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?”随后,他以夏禹、商汤“逆取而顺守之,文武并用”而国祚绵延,商纣、秦始皇施行暴政而亡国为例,劝刘邦推行仁政。刘邦幡然醒悟,命陆贾总结秦亡汉兴及古今王朝兴衰的道理,陆贾遂撰写《新语》十二篇,为汉初治国提供了理论指导(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均明确记载此事)。
3. 撮合将相和,平定诸吕之乱。吕后专权时期(前188年—前180年),大肆分封吕氏子弟,打压刘氏宗室与功臣,刘氏政权岌岌可危。此时,陆贾敏锐察觉到危机,主动找到丞相陈平,劝说其与太尉周勃摒弃前嫌、联手抗吕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:“陆生往说陈平曰:‘天下安,注意相;天下危,注意将。将相和调,则士务附;士务附,天下虽有变,即权不分。为社稷计,在两君掌握耳’”)。在陆贾的斡旋下,陈平与周勃达成“将相和”,暗中联络刘氏宗室与朝中功臣,最终合力诛灭诸吕,拥立汉文帝刘恒即位,稳定了汉朝统治,避免了国家陷入分裂战乱。
4. 二次出使南越,再续和平佳话。吕后时期,汉越关系恶化,赵佗趁机自封“南越武帝”,脱离汉朝管辖,重新割据一方。汉文帝即位后(前179年),为修复汉越关系、维护国家统一,再次委派年已迟暮的陆贾出使南越。陆贾带着汉文帝的《辞南越王赵佗书》,凭借对南越的熟悉与对利害关系的精准把握,再次说服赵佗取消帝制,去除“黄屋左纛”等帝王仪仗,重新臣服汉朝,再度巩固了南方边境的和平稳定。此次出使,陆贾还将西域的素馨花引入广州,此后素馨花在岭南广泛种植,成为广州花市的起源,见证了汉越文化的交融(素馨花引入岭南,出自明末清初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记载,为岭南地方史料公认)。
5. 著书立说,传承思想。陆贾一生著有《新语》《楚汉春秋》等传世典籍。《新语》是汉初第一部系统的政论著作,融合儒、道、法、纵横等诸家思想,阐述了“行仁义、法先圣”“无为而治、不废有为”等治国理念,为汉初“与民休息”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理论支撑;《楚汉春秋》则记录了楚汉争霸时期的历史事迹,是研究秦末汉初历史的重要史料,可惜今已残缺(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“陆贾二十三篇”,含《新语》十二篇、《楚汉春秋》九篇,今《楚汉春秋》仅存辑佚本)。
(三)历史影响:奠基儒学治国,引领“和”文化发展
陆贾的历史影响,远超其官职所限,深刻渗透于汉初的政治、文化与社会生活之中,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:
1. 开启儒学治国之先河。陆贾是第一个力劝刘邦接纳儒学的谋士,打破了刘邦对儒学的排斥态度,将儒学思想引入国家治理体系,为后来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奠定了基础,起到了“上承孔、孟,下启贾、董”的桥梁作用。
2. 确立汉初治国方略。他倡导的“逆取顺守,德刑兼用”“无为而治,不废有为”“行仁义,法先圣”等治国理念,契合汉初百废待兴的社会需求,被刘邦及后续的汉文帝、汉景帝采纳,成为“文景之治”的思想源头(“文景之治”的核心是“与民休息”,与陆贾《新语》中的“无为而治”理念高度契合)。
3. 推行“三和”文化。陆贾始终倡导“大一统”与“和平友爱”的大国理念,主张国家和平、社会和谐、民族和睦,其两次出使南越的实践,正是“三和”文化的生动体现,推动了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。
4. “诗书开越”,开化岭南。陆贾出使南越时,将中原的儒学文化、礼仪制度、生产技术传入岭南,改变了岭南地区粗放的治理生态,推动岭南地区从荒蛮向文明转型,被称为“开越和越”第一人(“开越和越”为岭南史料对陆贾的经典评价,出自《广东新语》等地方典籍)。
5. 开创“分金养老”模式。陆贾将出使南越所得的千金珠宝变卖后,平分给五个儿子,每人二百金,与儿子们签订《父子养老协议》,约定健康时轮流在诸子家中居住,每家十日为限,老病卧床时依旧按此轮转,身后的宝剑、车骑、侍从归最后侍奉他的儿子所有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:“陆生常安车驷马,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,宝剑直百金,谓其子曰:‘与汝约:过汝,汝给吾人马酒食,极欲,十日而更。所死家,得宝剑车骑侍从者’”)。这种公允的安排,既维系了家庭和睦,也开创了中国古代“分金养老”的先河,体现了其“和为贵”的人生哲学。
值得注意的是,陆贾两次出使南越,立下维护国家统一的盖世奇功,按汉初“功狗功人”的封赏制度,理应封侯拜爵。反观同为舌辩之士的娄敬(后被刘邦赐姓刘,改名刘敬),仅因建议刘邦定都关中,便被赐姓封侯,拜为郎中、奉春君。陆贾未获封侯,究其原因,与其“客”的身份密切相关——“客”虽为刘邦智囊,却非核心勋旧,在以军功与亲疏论赏的汉初,难免受到忽视。即便如此,这并未削弱陆贾在西汉政坛的影响力,他依然是汉初权力中心极具话语权的重要人物,其思想与智慧,穿越两千余年,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。
三、中古儒学奠基人与百家流派集大成者
在学术界,关于陆贾的学术流派归属,长期以来争论不休:儒者将其奉为中古儒学奠基人,认为其思想核心源自儒学;道者认为其“无为而治”的理念完全契合道家思想;法家与纵横家亦各执一词,认为其思想中蕴含法家的德刑兼用与纵横家的辩才谋略。事实上,若陆贾泉下有知,或许并不会为自己划定某一流派——他的思想并非局限于某一家之言,而是博采百家之长,融会贯通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。
时至今日,纠结于陆贾属哪家哪派已无实际意义,真正重要的是,其哲学思想与学术理论蕴含着中华道统的精髓,浸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,指引着后人践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人生理想,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(一)融汇百家,构建实用主义思想体系
从陆贾的学术理论与治国实践来看,其思想以儒学为核心导向,同时融合了道家、法家、纵横家的精华,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,形成了独特的陆贾实用主义思想体系,其影响力贯穿汉初乃至后世。
陆贾传承了孟子、荀子的儒学衣钵,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得到明确印证:
其一,践行民本思想。陆贾在《新语》中,系统总结了夏、商、周、秦等历代王朝治乱兴亡的规律,明确提出统治者要“与民休息”,体恤民情、轻徭薄赋,将孟子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民本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治国举措,这与汉初百废待兴、百姓渴望安宁的社会需求高度契合(《新语·本行》《新语·无为》中均体现民本思想,与孟子民本理念一脉相承)。
其二,完善仁政理论。陆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、孟子的“德治观”,极力劝导刘邦实现从“马上得天下”到“马下治天下”的策略转变,主张通过学习《诗》《书》,灌输“黜霸崇王”的思想,推行“行仁义,法先圣”“内圣外王”“德刑兼用”的仁政治国理念,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(从《新语·道基》《新语·德化》中明确阐述“行仁义、法先圣”,足可验证陆贾儒学仁政思想观)。
除儒学外,陆贾的思想还深度融合了其他流派的精华:道家的“无为而治”被其改造为“无为而治,不废有为”,既强调统治者要减少对社会的过度干预,与民休息,又不放弃必要的治理举措(《新语·无为》载“夫道莫大于无为,行莫大于谨敬”,并非消极无为,贴合汉初治国需求);法家的“德刑兼用”被其纳入仁政体系,主张“德为主,刑为辅”,既重视道德教化,又不忽视法律的约束作用;纵横家的辩才与谋略,则体现在其两次出使南越、撮合将相和等外交与政治实践中,成为其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。
陆贾的这种融汇百家的思想体系,对后世儒者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史家评价其“上承孔、孟,下启贾、董”,其中“贾”指贾谊,“董”指董仲舒。贾谊的《治安策》中,“民为邦本”“仁政爱民”的思想,与陆贾的民本理念一脉相承;董仲舒在《举贤良对策》中提出的“天人感应”“大一统”等主张,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陆贾——陆贾在《新语》中已初步蕴含“天人合一”“天人感应”的思想,认为君主的行为会影响上天的意志,进而影响国家的兴衰(《新语·明诫》载“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,不知自省,又出怪异以警惧之”,为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思想的源头),董仲舒在此基础上,融合阴阳五行理论,形成了今文经学的新儒学体系,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余年儒学的统治地位。
(二)以《诗》《书》启帝智,改变汉初治国方向
刘邦出身微末,早年不喜儒学,甚至对儒生极为鄙薄,《史记》记载,刘邦对求见的儒生,凡不合心意者,便当众摘下其儒冠,往里面撒尿,其对儒学的排斥可见一斑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厌儒的帝王,最终却接纳了儒学,并将其作为治国的重要理念,这其中,陆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陆贾在刘邦身边,时常称引《诗》《书》,讲解仁政之道,久而久之,惹得刘邦极为不耐烦,大骂道:“乃公居马上得之,安事诗书!”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)换作旁人,被帝王如此怒骂,早已吓得噤若寒蝉,不敢再提。但陆贾并未退缩,反而直面反驳:“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?”这句话直击要害,瞬间呛住了刘邦的霸气,也让刘邦开始反思自己的治国理念。
随后,陆贾向刘邦详细阐述了“逆取顺守,文武并用”的道理:夏禹、商汤凭借武力夺取天下,却凭借仁政、礼义守住天下,故而国祚绵延数百年;而商纣、秦始皇一味依靠武力,施行暴政,最终落得政权覆灭、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刘邦听后,面露惭色,自知理亏,于是命陆贾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古今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,为汉朝治国提供指导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)。
陆贾遵旨撰写了十二篇文章,每呈上一篇,刘邦都称赞不已,身边的百官也接连呼“万岁”,刘邦亲自将这部书命名为《新语》。《新语》的诞生,不仅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,更确立了汉初“行仁义、法先圣”“无为而治”的治国方向,为汉初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刘邦态度的转变,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其对孔子的尊崇——在去世前一年(前196年),刘邦路经鲁地,亲自前往孔庙拜谒,以“太牢”(牛、羊、猪三牲)祭祀孔子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载“高祖过鲁,以太牢祠孔子”)。这一举措,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,既是刘邦对儒学态度转变的标志,也是陆贾以《诗》《书》启帝智的重要成果,为儒学在汉代的兴起拉开了序幕。
(三)“功狗功人”封赏制下,陆贾的功成身退
西汉初年,刘邦为犒赏功臣,实行“功狗功人”的军功封赏制度。所谓“功狗”,指的是带兵打仗、冲锋陷阵的将军,如同猎犬一般,听从指挥、奋勇杀敌;所谓“功人”,指的是运筹帷幄、出谋划策的谋士,如同猎人一般,指挥猎犬、谋划全局(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载刘邦论功行赏时,称萧何“功人也”,诸将“功狗也”,明确区分“功人”“功狗”)。在刘邦麾下,“功人”不乏张良、陈平、郦食其、叔孙通、刘敬等能人异士,他们虽未披甲上阵,却以卓越的智慧为刘邦平定天下、建立汉室立下汗马功劳。
“功狗功人”的说法,在当时或许并无贬损之意,只是对功臣职责的区分,但以今日的视角来看,难免带有一定的人格侮辱色彩。更为可惜的是,刘邦麾下的诸多功臣,即便立下赫赫功绩,也大多未能善终: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开国将领,或被构陷诛杀,或因猜忌被逼反后败亡;郦食其凭借“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”,却因韩信的妒恨与蒯通的谋划,被齐王误解烹杀;朱建因牵涉辟阳侯一案,最终自刎而死(《史记》《汉书》)。
在众多谋士与功臣中,陆贾是为数不多能够功成身退、善终的人。他历经秦末战乱、楚汉争霸、诸吕之乱等政坛风波,始终审时度势、圆滑处世,既不贪恋权力,也不刻意张扬,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在局势平稳后急流勇退,最终得以年逾古稀、寿终正寝(陆贾生卒年约前240年—前170年,享年70岁左右,为汉初少有的善终功臣)。这种结局,不仅体现了陆贾的智慧与豁达,更彰显了其超越常人的处世哲学——在权力的漩涡中,既能有所作为,又能明哲保身,这正是陆贾思想圆融的生动体现。
四、智慧圆融,一生豁达
在汉初接近权力中心的谋士群体中,陆贾的名气远不如张良、陈平、郦食其等人,甚至在后世的认知中,他仿佛是昙花一现的存在。但与其他谋士相比,陆贾的独特之处在于,他博学多才、智慧圆融、豁达通透,善于审时度势、权变处世。刘邦麾下,伴君如伴虎,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,而陆贾却能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中全身而退,善始善终,这背后,正是其超凡的智慧与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发挥作用。
陆贾跟随刘邦多年,深谙刘邦的性情,懂得如何揣摩帝王心思,但在事关家国大义、大是大非的问题上,他从不和稀泥,始终坚守底线、坚持原则。吕后专权、刘氏政权岌岌可危之际,他挺身而出,撮合陈平与周勃联手,诛灭诸吕、拥立文帝,展现出大智大勇、力挽狂澜的非凡气魄;而当局势无法挽回、自己无力左右大局时,他又能果断急流勇退,远离权力漩涡,明哲保身。这种“能进能退、能刚能柔”的处世智慧,让他在汉初的政坛中独树一帜。
从以下三个方面,可清晰看到一个智慧圆融、豁达通透的真实陆贾。
(一)外交谋略,胆色过人
陆贾以“有口辩士”闻名,一生多次受命出使,担当汉朝的“和平使者”,其外交实践不仅展现了卓越的辩才,更彰显了过人的胆色与谋略。
秦二世三年(前207年),赵高与李斯发动政变,杀害秦二世,随后派人联络刘邦,企图签订盟约,瓜分关中。刘邦深知赵高的奸诈,不愿与其同流合污,于是派郦食其、陆贾出使秦军,以私利诱惑秦军将领,趁机攻破武关,为刘邦进入关中、推翻秦朝奠定了基础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载:刘邦“遣郦食其、陆贾往说秦将,啖以利,因袭攻武关,破之”)。此次出使,是陆贾外交生涯的开端,也展现了其早期的辩才与谋略。
汉高祖四年(前203年),楚汉争霸进入关键阶段,刘邦的父亲、吕后被项羽俘获,刘邦派陆贾出使项羽,游说项羽释放被俘的亲人。此时的项羽,兵强马壮、气势正盛,是出了名的“战争狂人”,面对这样一位枭雄,游说其释放敌人的亲人,无疑是虎口拔牙,风险极大。此次游说最终未能成功,但陆贾敢于直面项羽、据理力争的胆色,足以令人钦佩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:“项羽乃与汉约,中分天下……汉王复使陆贾说项王,请太公”,未果)。
最能体现陆贾外交智慧与胆色的,当属其两次出使南越。西汉政权初立,百姓历经战乱,亟需休养生息,刘邦不愿再动干戈,于是委派陆贾出使南越,说服赵佗归汉。当时的赵佗,割据岭南,势力强盛,态度傲慢,甚至以帝王自居,面对这样的对手,陆贾不卑不亢,凭借对天下大势的精准把握、对利弊得失的透彻分析,以及高超的辩才,最终说服赵佗臣服汉朝,避免了南方边境的战乱,实现了国家的和平统一。汉文帝时期,陆贾年已迟暮,却再次领命出使南越,面对赵佗再次割据的局面,他再次凭借智慧与辩才,说服赵佗取消帝制、重新归汉,续写了和平佳话(两次出使南越的时间、背景、结果可参阅《史记》《汉书》)。
(二)审时度势,明哲保身
陆贾是一个把人生看得极为透彻的人,始终以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荣辱得失,懂得在合适的时机进退,这也是他能够善终的关键。
吕后专权时期,吕氏子弟把持朝政,打压刘氏宗室与功臣,朝堂上下一片混乱,刘氏政权岌岌可危。陆贾深知,此时的自己,无力与吕氏集团抗衡,若强行争辩,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于是,他“自度不能争之,乃病免”,主动辞官,远离权力中心,选择明哲保身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:“及诛诸吕,立孝文帝,陆生颇有力焉。孝文帝即位,欲使人之南越。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,往使尉他,令尉他去黄屋称制,令比诸侯,皆如意旨。语在南越语中。陆生竟以寿终”)。这种“知难而退”的选择,并非懦弱,而是一种清醒的智慧——在局势无法挽回时,保存自身实力,等待时机,远比盲目抗争、以身殉道更为明智。
辞官之后,陆贾四处寻觅安身之所,最终选定陕西好畤——这里土地肥沃、环境清幽,适合隐居。他将出使南越时赵佗所赠的珠宝变卖,得千金,平分给五个儿子,每人二百金,让他们各自置办产业、耕读传家。安顿好儿子们后,陆贾自己则“常乘安车驷马,从歌鼓瑟侍者十人,宝剑直百金”,过上了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)。
为了避免老来与儿子们产生矛盾,陆贾与五个儿子签订了明确的养老协议:“与女约:过女,女给人马酒食极欲,十日而更。所死家,得宝剑车骑侍从者。一岁中以往来过它客,率不过再过,数击鲜,毋久溷女为也。”(《汉书·陆贾传》原文)意思是,他将轮流在五个儿子家中居住,每家十日,儿子们要为他提供充足的酒食与人马侍奉;他最终在谁家去世,身后的宝剑、车骑与侍从就归谁家所有。同时,他还告诉儿子们,自己天下交友众多,一年之中在每家居住的次数不会超过两次,不会长期打扰他们的生活。这种公允、通透的安排,既维系了家庭和睦,也避免了“老来色难”的困境,成为流传至今的“陆贾分金”典故,陆贾也因此被视为中国“分金养老”模式的开创者。
(三)广交善缘,睿智达人
陆贾不仅辩才出众、智慧过人,更善于与人交往,人缘极佳。他无论与诸侯还是朝臣,都能融洽相处,既坚守底线,又处事周全,这种处世方式,让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,也为他的人生增添了诸多助力。
陆贾与南越王赵佗的交往,便是一段千古佳话。初次出使南越时,陆贾凭借出色的辩才与真诚的态度,不仅说服赵佗归汉,更与赵佗结为好友。赵佗对陆贾极为敬重,挽留他在南越居住数月,送别时亲自送到郊外数十里,并赠予他价值千金的宝物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“尉他乃大说陆生,留与饮数月。曰:‘越中无足与语,至生来,令我日闻所不闻。’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,他送亦千金”)。汉文帝时期,陆贾再次出使南越,赵佗得知后,特意在陆贾城故址大兴土木,修建“越华楼”,以最高礼仪迎接陆贾,足见两人情谊深厚(“越华楼”修建出自岭南地方史料)。
在汉朝朝堂,陆贾与陈平、周勃、朱建等重臣也交往甚密。陈平忧心诸吕专权,却无计可施时,是陆贾为他指点迷津,劝说他与周勃联手,最终化解了危机;陆贾与平原君朱建交好,朱建为人清廉正直,却因家贫无力筹办母亲的丧葬之事,陆贾得知后,巧妙地让朱建的死对头——吕后宠臣辟阳侯审食其送去百金厚礼,带动其他列侯贵人纷纷馈赠,总计五百金,解了朱建的燃眉之急。后来,诛吕事件爆发,辟阳侯因是吕后宠臣,面临满门抄斩之祸,正是陆贾与朱建出手相助,才让他得以保全性命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《汉书·朱建传》)。
陆贾的一生,广交善缘,却从不结党营私;深谙世故,却不失本心;身处权力中枢,却始终保持清醒。这种睿智、通透的处世之道,让他在汉初的政坛中独善其身,也让他得以年逾古稀、寿终正寝,成为当时同僚中极为难得的善终者。
五、“马上”论的治国理念影响深远
西汉政权初立,国家刚刚经历秦末战乱与楚汉争霸,百废待兴,国家治理经验匮乏,政治思想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。刘邦出身微末,缺乏系统的文化修养,对儒学极为排斥,甚至鄙薄儒生,这种态度,直接影响了汉初的治国方向。而陆贾的“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”的论断,如同一声惊雷,打破了刘邦的认知局限,扭转了汉初的治国理念,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。
如前文所述,刘邦因陆贾常称引《诗》《书》而大怒,骂道:“乃公居马上得之,安事诗书!”陆贾直言反驳:“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?”随后,他向刘邦详细阐述了“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,文武并用乃长久之策”的道理,并举出吴王夫差、智伯“极武而亡”,商纣、秦始皇“施暴而灭”的例子,告诫刘邦,依靠武力可以夺取天下,但不能依靠武力治理天下,唯有推行仁政、文武并用,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(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)。
刘邦幡然醒悟,面露惭色,随即命陆贾著书,总结秦亡汉兴、天下兴衰的缘由,为汉朝治国提供指导。陆贾以秦亡的教训为核心,结合儒家、道家等诸家思想,撰写了《新语》十二篇,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。在《新语·无为》中,陆贾明确提出:“事逾烦,天下逾乱,法逾滋,而奸逾炽;兵马逾设,而敌人逾多。秦非不欲为治,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,而用刑太极故也。”他主张,治理天下应倡导儒学,辅以黄老“无为而治”的哲学思想,推行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,减少对社会的过度干预,轻徭薄赋、体恤民情,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,逐步恢复社会生产(引自《新语·无为》)。
陆贾的冒死进谏,不仅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态度,更确立了汉初的治国方向。刘邦去世前一年,亲自前往鲁地,以“太牢”祭祀孔子,这一举措,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汉初的政治视野,也为后来儒学在汉代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。陆贾的治国理念,并非空洞的理论,而是契合汉初社会需求的实用之策,其核心可概括为四个方面,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:
1. 行仁义、法先圣。这是陆贾治国理念的核心,继承了孔子、孟子的仁政思想,主张统治者要以仁义为本,效法古代圣贤,推行德治,体恤民情、轻徭薄赋,实现“政通人和”。
2. 无为而治、不废有为。融合道家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,主张统治者减少对社会的过度干预,与民休息,但并非消极无为,而是在必要时采取积极的治理举措,做到“无为而不废有为”,兼顾社会稳定与发展。
3. 文武并用、德刑相济。主张“逆取顺守”,夺取天下可以依靠武力,治理天下则需要文武并用;既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,以仁义引导百姓,又不忽视法律的约束作用,以刑罚惩治奸邪,实现“德为主、刑为辅”的治理效果。
4. 天人感应、规限人君。初步提出“天人合一”“天人感应”的思想,认为君主的行为会影响上天的意志,若君主施行仁政,则天降祥瑞;若君主施行暴政,则天降灾异,以此规限君主的行为,促使君主勤于政事、体恤民情。
陆贾的这些治国理念,被汉文帝、汉景帝所继承和推行,形成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局面,也为后来汉武帝时期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奠定了思想基础。其思想中的“民本”“仁政”“大一统”等理念,贯穿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政治发展,成为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(“文景之治”与陆贾思想存在关联,也对董仲舒新儒学产生影响,但陆贾主张博采百家,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这点有所不同)。

陆贾(AI生成图片)
六、被历史尘封的和平使者
陆贾的一生,始终致力于“和”的事业——维护国家统一、促进民族融合、推动社会和谐,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被尘封的卓越和平使者。其两次出使南越,以舌辩之力化解战乱危机,以文化之力促进民族融合,不仅为汉初的和平稳定立下不朽功绩,更在中原与岭南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,其“和”文化理念,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(一)一生致力于“和”事业,筑城留迹传千古
陆贾初次出使南越时,曾在番禺西浒筑城,以待赵佗,这座城被称为“陆贾城”。据明末清初岭南学者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记载:“陆贾初至南越(粤)筑城于番禺西浒以待(赵)佗,名曰陆贾城,其遗址在西郊十里,地名西场(今仍保留原名)。”屈大均还在文中写道:“予之生,实在其地。所居前对龟峰,后枕花田,白鹅潭吞吐其西,白云山盘旋其东,园曰茂林,有荔枝湾、花坞、藕塘之饶,盖陆贾之所经营也。”由此可知,早在汉初,荔枝湾便已存在,且由陆贾亲自经营,这里不仅是陆贾出使南越时的居所,更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(《广东新语》有关陆贾城遗址与荔枝湾相关记载,为岭南地方史料公认)。
陆贾城的修建,不仅是为了接待赵佗,更是陆贾“和越”理念的生动体现——他以筑城为契机,在岭南地区推行中原的建筑技艺与生活方式,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文明进步。如今,陆贾城的遗址虽历经岁月侵蚀,早已不复当年模样,但“陆贾城”的名称流传至今,成为陆贾维护国家统一、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。
(二)“诗书开越”,重塑岭南文明生态
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一位历史人物之所以能被后世铭记,核心在于其身上承载着契合当代需求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。陆贾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后重新被世人关注,正是因为他的“开越和越”理念,契合了当代民族融合、文化交流的时代需求。
陆贾被称为中国“开越和越”第一人,“开”即开启岭南文明风气,“和”即实现中原与岭南的和平共处、民族和睦。在陆贾出使南越之前,岭南地区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,社会发展落后,治理方式粗放,被中原视为“荒蛮之地”。陆贾出使南越后,不仅说服赵佗臣服汉朝,维护了国家统一,更以《诗》《书》为载体,将中原的儒学文化、礼仪制度、生产技术、教育理念传入岭南,开化当地的荒蛮风气,改变了岭南地区粗放的治理生态。
陆贾在岭南推行中原文化,并非强制灌输,而是采取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,通过与赵佗的交往、在岭南的经营,逐步引导岭南人民接受中原文明,推动岭南地区从荒蛮向文明转型。他经营的荔枝湾,不仅是一处风景胜地,更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缩影;他引入的生产技术,改善了岭南人民的生活水平;他倡导的礼仪制度,提升了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。可以说,陆贾的“诗书开越”,为岭南地区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,对岭南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值得注意的是,陆贾的思想并非单纯源自儒家,而是博采百家之长,融会贯通后形成的独特体系。在汉代,陆贾的思想影响力远超后世所认知的那样,他比董仲舒更早地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“大一统”等理念,为汉代政治体系的建立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堪称汉代首位开创性的大思想家。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,诸多理念均源自陆贾,可见陆贾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之重要。
(三)素馨花:陆贾与岭南的文化纽带
如今,广州市的市花是木棉花,朱光市长的《望江南·广州好》中“广州好,人道木棉红”的诗句,让木棉花成为广州的象征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民国以前,广州市的市花是素馨花,而这朵美丽的花,正是陆贾从西域引入岭南的,成为陆贾与岭南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。
素馨花,原名耶悉茗,相传是陆贾出使南越时,从西域带来,赠予南越王赵佗。据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记载:“南越王赵佗本是北方人,因思念故乡,便从西域把此花带来广州献给赵佗。”在陆贾的影响下,汉初南越国时期,广州河南庄头等地便开始广泛种植素馨花与茉莉花,素馨花逐渐成为岭南人民喜爱的花卉。
明朝大才子杨慎曾作《素馨花》一诗,赞颂素馨花与陆贾的渊源:“金碧佳人堕马妆,鹧鸪林里斗芬芳。穿花贯缕盘香雪,曾把风流老陆郎。”诗句中,“穿花贯缕”描绘的便是岭南人民以绿丝线串起素馨花、佩戴于颈间的习俗,而“老陆郎”便是指陆贾,可见陆贾与素馨花在岭南人民心中的地位。
(四)素馨花:和平与美好的象征
素馨花不仅是陆贾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象征,更承载着和平与美好的寓意,这与陆贾的“和”文化理念高度契合。
关于素馨花名称的由来,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:
五代时期,广州海珠区庄头村有一位名叫素馨的种花姑娘,姿容秀丽,自幼喜爱耶悉茗,在院中种满了这种花,还常以绿丝线将花串成串,佩戴于颈间。当时南汉皇帝登基,广招天下美女入宫,素馨姑娘被选入宫中,深得皇帝喜爱。南汉皇帝为投素馨所好,下令皇家花园全部种植耶悉茗,每当素馨花开时,宫女们都要佩戴此花,用素馨花环装饰居室,第二天再将残花扔进河里。落花顺着溪水飘下,积满下游的湖泊,这条河也因此得名“流花河”;落花流经花园中的木桥,这座桥也被称为“流花桥”,流花桥历经千年,明代改为石桥,清代重修,至今仍留存于世。
素馨姑娘去世后,南汉皇帝为纪念她,下令将耶悉茗改名为素馨花,并规定男人不得采种此花。从此,素馨姑娘便成为素馨花的花神,素馨花也成为和平、美好、忠贞的象征,与陆贾的“和”文化理念相得益彰。
(五)素馨花:一花独市,浸润岭南烟火
素馨花引入岭南后,迅速成为岭南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甚至形成了“一花独市”的盛况,深刻影响了岭南的民俗文化。
据《广东新语》记载:“南人喜以花为饰,无分男女。有云鬓之美者,必有素馨之围。在汉时已有此俗。故陆贾有采缕穿花之语。”可见,早在汉代,岭南人民无论男女,都有以素馨花装饰发髻的习俗,这一习俗源自陆贾,流传千年。
早在400多年前,广州就已有常年开放的花市,与罗浮药市、东莞香市、廉州珠市并称“广东四市”,这一说法可追溯至明朝甚至更早。当时的广州花市,“所卖止素馨,无别花,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‘花’也”(《广东新语》),可见素馨花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。
素馨花盛极一时,其花苞似珍珠大小,广州人便以容器论量购买,“量花如量珠然”。清代时期,“城内外买者万家,富者以斗斛,贫者以升”,每逢元宵、七夕、中秋三大节日,花市上人流络绎不绝,素馨花灯成为节日不可或缺的点缀。匠人用铜丝串起素馨花,编成龙凤、游鱼等造型的立体花灯,点燃蜡烛后,热力促使花朵慢慢开放,花灯“雕玉镂冰,玲珑四照”,美不胜收。女孩们乞巧后,会结伴登上装点着素馨灯的花艇,泛舟流花河上,成为岭南地区一道独特的民俗景观(引自《广东新语》《广州府志》)。
素馨花的盛行,不仅丰富了岭南人民的生活,更承载着中原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记忆,是陆贾“和”文化理念在民俗层面的生动体现。如今,素馨花虽不再是广州的市花,但它在岭南人民心中的地位依然重要,成为连接陆贾与岭南历史、承载和平与美好寓意的文化符号。
七、陆贾,岭南人的千年偶像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“陆贾故城,在县西一十四里。贾之来也,佗不即前,贾故围城以待之。”陆贾出使南越,凭借智慧与辩才说服赵佗归汉,避免了岭南地区遭受战乱之苦,为岭南人民带来了和平与安宁,因此,岭南人民对陆贾心怀感恩,将其奉为千年偶像,为其修建祠庙、纪念亭,诸多地名也因他而得名,传承着对他的思念与敬仰。
今年,距离陆贾初次出使南越(前196年),恰好是2222周年;位于陆贾城故址的广州陆贾纪念亭落成,也刚好94周年(纪念亭落成于1932年)。岁月流转,当年的番禺城早已变成今日的广州城,沧海桑田,故人的足迹虽被岁月侵蚀,但陆贾的功绩与精神,却深深镌刻在岭南人民的心中,代代相传。
在广州,诸多历史遗迹都与陆贾相关,见证着岭南人民对他的敬仰:
——越秀山上的“越王台”,相传是南越王赵佗在此大宴群臣、盛情款待陆贾的地方,如今旧址位于越秀山腰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内,成为纪念陆贾与赵佗、见证汉越和平的重要遗迹。
——仓边路与中山四路交汇处的“陆贾大夫祠”,是岭南人民为纪念陆贾而修建的祠庙,香火不断,承载着岭南人民对陆贾的感恩与敬仰。
——陆贾泥城内的纪念亭,是为纪念陆贾两次出使南越的功绩而建,静静矗立,诉说着千年之前的和平佳话。
——荔湾湖公园内的“赵佗、陆贾塑像群”,再现了当年陆贾出使南越、与赵佗会面的场景。这里的荔枝湾,曾是陆贾经营之地,也是赵佗接待陆贾的地方,如今成为人们缅怀陆贾、感受汉越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。
八、结语
陆贾,这位被历史尘封的和平使者,历经秦末战乱、楚汉争霸至诸吕之乱的动荡岁月,虽身处汉初权力中枢,却始终以“和”为初心、以智慧为支撑,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外交上,他两度出使南越,以雄辩之才消弭战乱,稳固国家统一;朝堂中,他撮合将相、平定诸吕,力挽刘氏政权于危亡;治国上,他冒死劝谏刘邦弃武修文、推行仁政,确立汉初治国根基;文化上,他“诗书开越”,将中原文明传入岭南,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。
他是中古儒学的薪火传薪者,是百家思想的集萃大成者。博采儒、道、法、纵横之精华,融贯古今之智慧,筑就独具风骨的实用之学,“上承孔孟之仁,下启贾董之智”,如明灯引路,深刻照亮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进之路。他更是通透豁达的乱世智者,于波谲云诡的政坛中,既能挺身而出、担当千钧重任,亦能审时度势、明哲全身而退,以“功成弗居”的通透,成就了汉初功臣中难得的善终佳话。于岭南百姓而言,他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偶像,“开越和越”的功绩,如星汉昭昭,镌刻于岭南大地;陆贾城的遗迹、素馨花的芬芳,皆承载着百姓千年不变的感恩与敬仰,成为汉越同心的精神图腾。
岁月悠悠,两千年时光尘埃未能掩盖陆贾思想与精神的光芒。他倡导的“国家和平、社会和谐、民族和睦”的“三和”文化,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,更契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;其外交智慧、治国理念与处世哲学,为今日处理邦交、治理国家、为人处世提供了宝贵借鉴。
重新审视陆贾,不仅是为了唤醒一位被遗忘的历史人物,更是为了传承其“和”文化内核,汲取其千年智慧。愿这位千年和平使者的精神,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,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为世界和平发展,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
参考资料:
1、班固《汉书。卷四十三·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》
2、《说苑•奉使》
3.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
4.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
5.《史记·陆贾列传》
6.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。花》
7.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。地》
8.宴建怀《陆贾的智慧人生》刊广东《师道》杂志2019年第4期
9.杨宏烈《陆贾泥城纪念性公园再生意义研究(上、下)》
10.《元和郡县图志。卷。第三十四岭南道一》
11.晏建怀《陆贾的智慧人生》
(氏族文化之窗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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